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为扎实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多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大数据法律监督赋能作用大彩配资，做实对各类经营主体的依法平等保护，以高质效履职办案筑牢公平正义生命线、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检察日报》特别呈现两地检察院积极参与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以数字模型赋能提升专项监督工作质效的办案故事。
登录大数据模型平台、获取自身数据、上传相应表单、运行生成监督线索……6月13日一早，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检察院检察官正根据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主任刘凤琪发来的模型操作指导视频，开始运行上架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下称“模型管理平台”）的破产领域九大违法情形类案监督模型。
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检察官产生浓厚兴趣的模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讲述检察机关依托数字模型助力恢复企业家司法信用的办案故事。
原来，该模型的构想源于两年前某破产公司负责人徐某因成为“老赖”无法购买高铁票，转而向相城区检察院求助一事。彼时，相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调查发现徐某的公司已经破产，全部财产用于清偿债务。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企业破产后，经营者便不再被定义为“失信人”。据此，该院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法院删除了徐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解除对徐某的限制高消费措施。
徐某的事情办妥了，但他的遭遇让相城区检察院检察官陷入了深思：按照法律规定，像徐某这样的经营者明明有着“从头来过”的机会，为何还会被司法信用惩戒制度“误伤”？
相城区检察院检察官深入摸排后发现，像徐某这样的情形仅在苏州市相城区就有十几起。“仅靠当事人申请只能解决个别问题。如何才能发现更多线索，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传统人工逐案核查的方式肯定行不通。”于是，相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将目光投向了大数据技术，依托苏州市检察院数字检察创新应用实验室，研发构建执破衔接失信限高类案监督模型。
该模型从执行信息网、企查查等平台获取相关数据，再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要素提取和文本拆解，梳理出“企业名称”“破产时间”“执行案件情况”等关键信息大彩配资，汇总成“破产案件信息库”“执行案件信息库”等基础数据库，建立破产执行信息的关联比对规则，批量筛查出企业破产后执行案件未终结执行、相关失信限高措施未解除等线索。在量身定制的碰撞规则下，数据可自动运转筛查，输出相对精准的线索，无需再进行多轮人工核查。
破产案件的诉讼、执行等程序交叉，关联主体多，相城区检察院数字检察团队整理了近几年来苏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所有涉破产案件，发现不止司法信用惩戒问题具有多发性和隐蔽性。能否进一步借助大数据排查更多层次、更大范围的相关线索？
相城区检察院数字检察团队持续优化模型架构。“我们新加入企业涉诉信息和破产企业公开信息等数据，通过多次测试，使得推送的线索覆盖破产受理、审理以及关联执行案件处理全流程，赋予模型更强生命力。”相城区检察院数字办主任王韦航介绍。
至此，模型正式升级为破产领域九大违法情形类案监督模型，于2024年5月正式上线。几天后，刘凤琪在平台运行该模型，屏幕上的数据飞速运转，12条企业破产后没有被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企业经营者信息清晰地显示在表单上。针对上述线索，相城区检察院迅速发出类案检察建议，很快，一批破产关联执行案件依法终结，企业及企业经营者的失信限高措施也依法被解除。
“我的生活终于步入正轨了。”一个月后，相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对被解除限高措施的企业经营者进行回访，一段时期以来备受困扰的王先生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量身打造的模型如何发挥更大价值，怎样让更多企业经营者受益？数字检察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辐射推广。办案团队立即排查推送全市范围内线索，帮助近60名企业经营者按下司法信用“重启键”。
同年7月，江苏省检察院推广苏州市检察机关工作经验，在全省部署涉企行政执行案件信用惩戒措施专项检察活动。相城区检察院利用该模型协助排查江苏省1万余条相关线索，推动江苏省检察机关发出200余份检察建议。
该模型很快在模型管理平台上架推广大彩配资，探索的“雷达”迅速从全省铺向全国。截至今年6月，该模型已累计向全国600余家检察院输出4万余条线索，助力多地消除监督盲区，赢得了多地检察机关的“点赞好评”。
相城区检察院数字检察团队并没有止步，又进一步依托模型，延伸触角推动案后治理。今年以来，该院联合区法院会签2份专题协作机制，达成护航“僵尸企业”依法退市、保障破产管理人履职、督促修复企业家信用等五大共识，合力推动构建教育督促、信用修复、失信约束三位一体的社会诚信体系，共同优化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
“我们将不断努力，将检察工作与大数据法律监督有机结合，在数字浪潮与法治星河的交辉中，用好大数据这双穿透司法盲区的‘云端之瞳’。”相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洁表示。
“这个模型像一台精准的‘CT机’，帮助我们快速定位了涉企积案，极大提升了办案质效，为优化本地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抓手。”在近期召开的政法协作联席会议上，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负责人在评价忻州市检察院研发的涉企经济犯罪案件受而不立、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法律监督模型时说道。
2024年5月，该院办案检察官在查询统计涉企犯罪“久侦不结”案件表时发现，仅忻州市忻府区涉企积案就高达128件，这对企业开展融资、设备采购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全市14个基层院，涉企案件数量较多，仅依靠传统人工筛查方式效率低，办案难度大。为此，该院决定以数字技术破局，依托数字模型开展监督办案。
“规则，是构建模型的基石。”该院领导在模型研发动员会上提出明确要求。模型研发专案组人员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确定了关于涉企积案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一是受案超期，即公安机关在接到涉企经济犯罪线索后未在法律规定时间内立案；二是侦办逾期，即公安机关在对涉企经济犯罪案件立案后未采取强制措施，立案之日起两年内未按照法律规定移送审查起诉或作出其他处理决定；三是解押未结，即公安机关在办理涉企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在解除强制措施之日起12个月内未移送审查起诉也未作出其他处理决定。通过这三个时间点，便可有效发现涉企积案线索。
然而，模型规则确立后，调取和运用数据又遇到了“拦路虎”。对此，该院与市公安局共同发力，通过沟通协调，建立数据共享协作机制，组成联合数据专班，共同制定统一的数据清洗和调取规则，在确保数据安全和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对公安机关警综平台中的案件数据进行集中提取、清洗和结构化处理，最终解决了双方平台系统隔绝、数据无法直接导入等难题。经过一周的攻坚克难，模型研发专案组人员成功将大量的涉企经济犯罪案件信息整合汇聚成标准统一、清晰可用的数据库，为模型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模型应用的优势之处，在于其具备的“自动成案+简核确认”的双轨机制。系统可对“立案审查期限超60日”这类严重违法线索自动识别并锁定，无需人工层层复核；对于系统识别出的其他逾期案件，也仅需进行简单人工复核即可启动监督。模型投入应用后，该院办案检察官点开系统，筛查出的第一条挂案线索是宏达机械公司（化名）沉寂近五年的合同诈骗案。
经调查核实，该案源于2019年一笔价值200万元的设备采购合同，购货方收货后长期拖欠货款且失联，供货方宏达机械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向原材料厂家结算货款，被原材料厂家以合同诈骗报案。公安机关立案后，因购货方失联，证据收集和核实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案件也因此被搁置近五年未结。这也导致宏达机械公司后期在申请银行贷款时被拒，严重影响该公司资金周转和新生产线投用。
2024年9月8日，忻州市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经核查确认该案属久侦未结且无继续侦查必要情形，于9月20日作出撤案决定，解除了对宏达机械公司账户的冻结措施。
该模型运行以来成效显著，至今年6月，忻州市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涉企“挂案”40件，办结71件，推动剩余105件符合条件的涉企积案重启侦办程序。
山西省忻州市检察院检察官送法到企业，及时了解企业法治需求。
在清理涉企积案过程中，该院进一步延伸应用场景，构建起一张“一案多查”的立体监督网：通过“行刑衔接监督链”机制，监督撤案后继续追踪行政处罚落实情况，对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及时提出建议；持续跟踪处理结果，定期回访涉案企业，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将模型筛查发现的违规异地执法线索纳入专项监督范围，深入核查是否存在违规违法情况，依法开展监督……通过模型的运用，该院打破了传统监督方式的单一局限，实现了全流程、多维度监督的全覆盖。
大量“沉睡”涉企案件的依法处理，如同为涉案企业卸下了沉重的枷锁。“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模型应用，在巩固涉企积案清理成果的同时，重点向涉企类案监督预防和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延伸，让数字检察真正成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助手，推动建立健全防范‘挂案’的长效机制。”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检察日报 卢志坚 卜艺璇 董济汉 吴杨泽 王鹏翔 李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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